zc8258的博客

回到金陵虽然已经好几个月了，尽管曾国藩以经常不断地说服自己要相信自己是个人品高尚的人来安慰自己，以纵情湖光水色、出于青楼娼家来麻醉自己，以沉湎于频访故交旧友、一壶浊酒共忆韶华来幻想回到从前，甚至于想重新捡起久已荒废的学问来逃避现实，但这一切都只能是徒劳无功。那种显得有些夸张的超然物外的潇洒态度其实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实际上，他始终始终未能也永远不可能从“天津教案”的梦魇中挣脱出来。现在他内心深处所经受的那种痛楚，别人也许永远难以体会。

伴随着他精神上的极度痛苦，随之而来的是他身体的每况愈下，心悸失眠、视物昏花，说

同治九年（1870）九月二十三日，等不及天津教案中的“凶犯”被“正法”，曾国藩即匆匆离开天津前往北京，也许他害怕亲眼目睹到那二十名无辜天津百姓血染荒郊的悲惨一幕，这样他会更加觉得心中有愧。

两天以后的九月二十五日，冯瘸子、范永等二十名“凶犯”在天津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作了一个弱国外交的可悲牺牲品。也就在这一天，满怀疲惫的曾国藩回到了北京。

“凶犯”虽然正法了，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使命也终于完成了，但生平总以一个“诚”字自命的他，竟用欺心的方法来上谢

同治八年（1869）正月二十日，在新年的喜庆气氛中，曾国藩步出都门，迎着料峭春寒，离开北京前往直隶省城保定赴任。

朝廷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除了意在把曾国藩调离其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江南地盘，以防江南地盘成为他的国中之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直隶的确一片混乱，内则兵力空虚，吏治腐败，匪患泛滥，水灾频发，民不聊生，外则西北回民运动随时可能波及京师，海上的洋人更是虎视眈眈，无时不在威胁着天朝京师的安全。在朝廷的眼中，曾国藩是无人能及的能臣，只有把担负着捍卫京师重任的直隶交给曾国藩去治理好，才有天国首都北京的安宁。

李鸿章接任剿捻统帅后，湘淮大军与捻军的大决战随即拉开序幕。

同治六年（1867）正月，东捻军头目赖文光、任化邦率领捻党再次杀回湖北陆安，占领尹隆河。李鸿章急令淮军将领刘铭传，湘军将领鲍超前往会剿。两人约定正月十五元宵节乘敌不备展开夹击。然而正月十五日刘铭传率领淮军赶到尹隆河时，却并没有看到一个湘军的踪影。刘铭传正在疑惑，捻军却早已掩杀过来，淮军势单力薄，顿时阵脚大乱，被歼六百余人，总兵唐殿魁亦被捻军杀死。刘铭传见势不妙，急忙传令休兵。直到这时，鲍超才领着他的湘军人马迟迟赶到。当下鲍超远远望见刘铭传的淮军被捻军杀得

虽然曾国藩敢于振振有词地对朝廷的谕旨加以驳斥，激流勇退的念头也早已十分坚决，但面对朝廷措辞如此严厉的谕旨，也毕竟不能不让他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他清楚顶撞归顶撞，但目前供他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迅速从临淮北上，哪怕是做做样子也得向北挺进几步了，否则惹动朝廷肝火，后果难测。

同治四年（1865）七月二十四日，曾国藩从临淮登舟启程，一路向徐州进发。考虑到此去吉凶难测，临行前，他写信给住在金陵两江总督府的欧阳夫人，动员她带着家眷回湖南老家去过那种乡下人的日子。曾国藩从当官的那一天起就十分明白，做官本是一条充满变数的险